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投毒和爆炸的恶意背后是什么

这一天,“恶”在四下逡巡,中外都留下罪的残酷。复旦研究生被投毒身亡,波士顿爆炸三死百余伤……全世界似乎都满满的恶意,透过这些,实则可以算是偶然事件的恶,后面还有什么呢?翻出十年前的旧文,其中部分或许能帮助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恶,为什么这些或许不是一贯的恶贯满盈的恶人,但是却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恶行——

每个个人、群体、民族、制度、话语、思潮、学科,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膨胀,这是生命体及其承载的一切事物的本质特性。均衡从来不可能源于自我约束,只能依靠其它力量对某一势力的无限扩张进行抵抗。

昆德拉《为了告别的聚会》中主人公说:“所有的人都暗暗希望别人死”、“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力量从远处进行暗杀,人类在几分钟内就会灭绝,”犹记得当年读到这一段时,其震撼是入骨的,仿佛用显微镜一下子看到了人类灵魂深处或许存在的某种可怕。叶芝说:“在我的心灵中,魔鬼与上帝正进行永恒的战斗。”一般而言,人们只有勇气躲在文字的艺术后面来剖析自己的真实、残忍、可怕的底面,上面在社会的教化中、自我的提升中小心翼翼地掩上了道德良心的鲜花青草,日子久了,甚至我们自己也忘了那里是经不住用力踩踏的。当我们无处可逃,外在、内心的焦虑压抑得神经症般发疯,但还是能够忍耐,这是最善良的一类人的天性恶;另外,恶狠狠的一往无前的恶,只要一有欲望和利益在前,就痛快淋漓地后天发展先天地凶相毕露。

我们……感受/伤口的创痛/枪刺的苦楚……叶芝的诗句描绘出一种理性的反思状态,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无意识的恶行为之后的精神的困惑状态。亚力斯多德认为一个城市的人口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数量,这个城市就变得不再适宜于居住。空间的局促剥夺了动物的生机,虽然各人的参考坐标不一样,但一定的物理空间和心灵空间需要量的满足是平静理性的前提。

“文革”期间,单位的“革委会”在进行“斗批改”的阶段,为了解决年轻研究人员的住房过于局促和拥挤的问题,把许多研究人员捏合到了一起居住。因为林非、肖凤夫妇的搬入,钱钟书家也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,罅隙日大,终有一日双方在共用的过道里冲突后厮打,杨揪住肖的手指,狠狠地咬住,“产生出硬实的感觉”,肖凤女士疼痛地大声呼叫,从而引起都在屋内的钱、林二人飞奔出来,而钱钟书挥起大棒打了林非先生,如果不是林非先生用手臂挡住,击中头部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,杨说自己“做了不光彩的事”。二○○○年一月二十七日的《文学报》,在同时刊载了杨、肖双方的文章时,还发表了谷泥先生的短评《不做“看客”》,说是文化人之间打架下手竟如此之狠,差点儿害了性命,充分证明了人性之恶。但恶从何来?人中之瑞的钱老、尊为先生的杨绛都可谓学贯中西、高山仰止,他们的豁达、从容、平和是人所共知的,林非、肖凤夫妇的才学和人品也是有口皆碑的,因此这段往事恐怕还鲜为人知,但它确实发生过,它至今还在杨绛先生和肖凤女士心中浓得化不开,杨绛的《从“掺沙子”到“流亡”》表现出至今仍很强烈的大规模发动进攻的仇恨情绪,全然不象她祥和隐忍的文风,人身攻击的气息十分明显;肖凤在《林非被打真相》一文中也潜藏着一股被攻讦之后的极大的怒气,“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,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”,“深深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”,“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” ……个人恩怨的激烈情绪尚未淡化与消解,罗罗嗦嗦地陷于无聊琐事的文笔。这应该可以解释为生存环境的拥挤而造成的狂躁,或者解释为即便是一生向善,安详富于爱心的人,在受到特殊刺激时,也会激起强烈的、有时几乎是强迫性的攻击。

当然,分析这一事件,只看到物理空间的因素未免过于肤浅了。科学研究发现,动物园里的黑猩猩,总是随着年岁的增加越来越迟钝和空洞;可是原野里的黑猩猩却年纪越大越活跃,越对事情感兴趣,越有人性。例如,有一个年老白发的黑猩猩,在体力上虽然已经远不如年轻的猩猩们,却仍旧是他们那一社群的领袖;这显然是在自由的生活中,由于各种各样的刺激,让他发展出一种智慧,足以做社群的领袖。动物园里的动物生理需要可谓充分满足,决不拥挤,但因为剥夺了它们积极去展开生理的与心智的天赋功能的权利,往往变得厌倦、迟钝、而冷漠。弗罗姆也认为“那些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足以激起复仇之情的人,这是佛教和基督教的观念中,一切人的至高理想。”,而事实上,更多的是“焦虑的、囤积的人急于复仇,这种人害怕自己的损失永不得弥补。”

文革岁月“只有一种声音,只有一家之言,它不受干扰地向下流,从不中断,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,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”。对于在笔下世界放飞心灵的作家们而言,当时的压抑苦不堪言,灵魂和肉身的生存空间双双逼仄下,钱老的挥舞大棒就如斯托尔指出的那样:“当我们从报刊或史书上读到人类互相残杀的事实时,尽管我们可能因恐惧而退缩,但在内心深处却很清楚: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包藏着同样的野性冲动,这种冲动会使我们走向谋杀、虐待和战争。”

所以,不应大惊小怪,恶属于这样一种经验层面:无处不在,恶在善人身上的偶然出现,是悲哀社会的必然,非常态的焦虑会使人在道德伦理中丧失其原先指向,它再次证实专门研究情绪和焦虑的专家的判断:人类的行为有时是被某种无法忍受的心理状态所推动的,有的只要掩藏住就可以,有的则不止于此。上至学术泰斗,下至小小少年,无不受制于时代的风霜雪雨,无不可能在电闪雷鸣中被恶主宰,恶就隐藏在每个人的原始生命力中,既有潜在破坏性,但也可以转化为潜在创造性,生命正常的伸展受到的阻力越大,想要破坏的恶就越强;反之,生命建设性的实现越多,则攻击行为的恶就越少。但一个没有蛇的伊甸园是永远不可企及的,恶说:“庆父不死,鲁难不已。”

高伐林诗云:不都是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吗,怎么汇聚起来成了狂澜恶浪?人心总是那么可怕那么黑暗,永远探不到它的底。有的人竭力在创造和传播美好,而有的人却挖空心思想要剥夺别人的美好,有的人在偶然之间就善念全抛,恶意顿生,狠毒地去破坏世界的美好……


是呀,为什么呢?佛经云“一滴水有八千虫,人身有八万虫”,果不虚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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