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一天，“恶”在四下逡巡，中外都留下罪的残酷。复旦研究生被投毒身亡，波士顿爆炸三死百余伤……全世界似乎都满满的恶意，透过这些，实则可以算是偶然事件的恶，后面还有什么呢？翻出十年前的旧文，其中部分或许能帮助我们换个角度去思考恶，为什么这些或许不是一贯的恶贯满盈的恶人，但是却做出了令人发指的恶行——

每个个人、群体、民族、制度、话语、思潮、学科，都会在一定程度上自我膨胀，这是生命体及其承载的一切事物的本质特性。均衡从来不可能源于自我约束，只能依靠其它力量对某一势力的无限扩张进行抵抗。

昆德拉《为了告别的聚会》中主人公说：“所有的人都暗暗希望别人死”、“如果世界上每个人都有力量从远处进行暗杀，人类在几分钟内就会灭绝，”犹记得当年读到这一段时，其震撼是入骨的，仿佛用显微镜一下子看到了人类灵魂深处或许存在的某种可怕。叶芝说：“在我的心灵中，魔鬼与上帝正进行永恒的战斗。”一般而言，人们只有勇气躲在文字的艺术后面来剖析自己的真实、残忍、可怕的底面，上面在社会的教化中、自我的提升中小心翼翼地掩上了道德良心的鲜花青草，日子久了，甚至我们自己也忘了那里是经不住用力踩踏的。当我们无处可逃，外在、内心的焦虑压抑得神经症般发疯，但还是能够忍耐，这是最善良的一类人的天性恶；另外，恶狠狠的一往无前的恶，只要一有欲望和利益在前，就痛快淋漓地后天发展先天地凶相毕露。

我们……感受/伤口的创痛/枪刺的苦楚……叶芝的诗句描绘出一种理性的反思状态，人们所表现出来的无意识的恶行为之后的精神的困惑状态。亚力斯多德认为一个城市的人口如果超过了一定的数量，这个城市就变得不再适宜于居住。空间的局促剥夺了动物的生机，虽然各人的参考坐标不一样，但一定的物理空间和心灵空间需要量的满足是平静理性的前提。

“文革”期间，单位的“革委会”在进行“斗批改”的阶段，为了解决年轻研究人员的住房过于局促和拥挤的问题，把许多研究人员捏合到了一起居住。因为林非、肖凤夫妇的搬入，钱钟书家也被迫打破了一统的局面，罅隙日大，终有一日双方在共用的过道里冲突后厮打，杨揪住肖的手指，狠狠地咬住，“产生出硬实的感觉”，肖凤女士疼痛地大声呼叫，从而引起都在屋内的钱、林二人飞奔出来，而钱钟书挥起大棒打了林非先生，如果不是林非先生用手臂挡住，击中头部的话后果将不堪设想，杨说自己“做了不光彩的事”。二○○○年一月二十七日的《文学报》，在同时刊载了杨、肖双方的文章时，还发表了谷泥先生的短评《不做“看客”》，说是文化人之间打架下手竟如此之狠，差点儿害了性命，充分证明了人性之恶。但恶从何来？人中之瑞的钱老、尊为先生的杨绛都可谓学贯中西、高山仰止，他们的豁达、从容、平和是人所共知的，林非、肖凤夫妇的才学和人品也是有口皆碑的，因此这段往事恐怕还鲜为人知，但它确实发生过，它至今还在杨绛先生和肖凤女士心中浓得化不开，杨绛的《从“掺沙子”到“流亡”》表现出至今仍很强烈的大规模发动进攻的仇恨情绪，全然不象她祥和隐忍的文风，人身攻击的气息十分明显；肖凤在《林非被打真相》一文中也潜藏着一股被攻讦之后的极大的怒气，“我有时跟她的眼光交织在一起时，似乎也感觉到了她仇恨的心情”，“深深庆幸自己的人格比造谣者要高尚得无可比拟”，“真是不知天下有羞耻事” ……个人恩怨的激烈情绪尚未淡化与消解，罗罗嗦嗦地陷于无聊琐事的文笔。这应该可以解释为生存环境的拥挤而造成的狂躁，或者解释为即便是一生向善，安详富于爱心的人，在受到特殊刺激时，也会激起强烈的、有时几乎是强迫性的攻击。

当然，分析这一事件，只看到物理空间的因素未免过于肤浅了。科学研究发现，动物园里的黑猩猩，总是随着年岁的增加越来越迟钝和空洞；可是原野里的黑猩猩却年纪越大越活跃，越对事情感兴趣，越有人性。例如，有一个年老白发的黑猩猩，在体力上虽然已经远不如年轻的猩猩们，却仍旧是他们那一社群的领袖；这显然是在自由的生活中，由于各种各样的刺激，让他发展出一种智慧，足以做社群的领袖。动物园里的动物生理需要可谓充分满足，决不拥挤，但因为剥夺了它们积极去展开生理的与心智的天赋功能的权利，往往变得厌倦、迟钝、而冷漠。弗罗姆也认为“那些无论什么事情都不足以激起复仇之情的人，这是佛教和基督教的观念中，一切人的至高理想。”，而事实上，更多的是“焦虑的、囤积的人急于复仇，这种人害怕自己的损失永不得弥补。”

文革岁月“只有一种声音，只有一家之言，它不受干扰地向下流，从不中断，因为这时的水潭是由哑然无声的回音板制造，所以不过是些共振箱而已”。对于在笔下世界放飞心灵的作家们而言，当时的压抑苦不堪言，灵魂和肉身的生存空间双双逼仄下，钱老的挥舞大棒就如斯托尔指出的那样：“当我们从报刊或史书上读到人类互相残杀的事实时，尽管我们可能因恐惧而退缩，但在内心深处却很清楚：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包藏着同样的野性冲动，这种冲动会使我们走向谋杀、虐待和战争。”

所以，不应大惊小怪，恶属于这样一种经验层面：无处不在，恶在善人身上的偶然出现，是悲哀社会的必然，非常态的焦虑会使人在道德伦理中丧失其原先指向，它再次证实专门研究情绪和焦虑的专家的判断：人类的行为有时是被某种无法忍受的心理状态所推动的，有的只要掩藏住就可以，有的则不止于此。上至学术泰斗，下至小小少年，无不受制于时代的风霜雪雨，无不可能在电闪雷鸣中被恶主宰，恶就隐藏在每个人的原始生命力中，既有潜在破坏性，但也可以转化为潜在创造性，生命正常的伸展受到的阻力越大，想要破坏的恶就越强；反之，生命建设性的实现越多，则攻击行为的恶就越少。但一个没有蛇的伊甸园是永远不可企及的，恶说：“庆父不死，鲁难不已。”

高伐林诗云：不都是晶莹清澈的一滴滴水吗，怎么汇聚起来成了狂澜恶浪？人心总是那么可怕那么黑暗，永远探不到它的底。有的人竭力在创造和传播美好，而有的人却挖空心思想要剥夺别人的美好，有的人在偶然之间就善念全抛，恶意顿生，狠毒地去破坏世界的美好……

是呀，为什么呢？佛经云“一滴水有八千虫，人身有八万虫”，果不虚也。